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电影《出走的决心》。
影片的正式名称是 *Like A Rolling Stone*（2024），也有别名《婚姻往事》和《亲爱的妈妈》。故事发生在2025年，56岁的苏敏驾驶一辆白色大众车离开了家乡河南。她经过秦岭隧道，穿越云南的山路，将她的旅行体验发布到社交媒体上。镜头中的她笑容灿烂，背景是绵延的山脉与陌生城市。这一幕感动了无数观众。一个中年女性，放下家庭，孤身上路，浪漫与自由的意味溢于言表。
然而，《出走的决心》并非典型的公路片。导演尹丽川将视线聚焦在苏敏出走前的三十年。电影中的李红，由咏梅饰演，似乎生活在一个永无解脱的小空间里。原本计划好的旅行一再被拖延：从四川的同学会到疫情结束，再到等孙子上幼儿园，甚至等女儿找到新工作。
每个家庭的痛苦都是独特的，而导演将中国女性可能遭遇的所有不幸浓缩进李红的生活中。丈夫的冷暴力、女儿的情感勒索、父亲的重男轻女、社会的无形压迫——这些情节看似可以深入探讨，但导演却将它们堆砌在一起，仿佛是一张漫长的苦难清单。
电影中的李红的丈夫，孙大勇，成了一个温和的恶人。他不家暴、不酗酒，却每天躺在沙发上，视妻子为理所当然的家庭劳工，连一句话“你连个汤都熬不好”也顺嘴说出。这种刻画虽然避免了极端化，却也显得过于刻意。
导演明确的意图是：影片的关注点不在“如何出走”，而是“为何出走”。通过细节的累积，影片展现了李红生活的逐渐崩塌。
不过，这部电影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为了激化冲突，导演将苏敏丈夫的暴力行为弱化成冷暴力，几乎所有矛盾都集中在李红身上。尽管苏敏的丈夫在现实中有过暴力行为，导演却选择淡化这一点，转而放大了日常生活中的压迫感。这种处理方式的目的是制造对立感，使观众更容易代入情绪。
影片尖锐地批评了三代女性之间的关系。1980年代，李红因为父亲的一句“女娃读什么大学”被迫辍学；到了2025年代，她已经是外婆，却仍被女儿要求继续带孩子。小雪看似是现代的独立女性，憎恨父亲的专制，支持母亲离婚，但在自己失业后，却理直气壮地要求母亲继续当免费的保姆。当李红终于怒吼道“我和你一样也需要生活”时，小雪愣住了，她从未意识到，自己也在剥削母亲。
导演通过春秋笔法，将所有矛盾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尽管这样强化了戏剧性，却也简化了现实中的复杂性。这样的手法暴露出创作者的投机心理——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而是一个符号化的压迫者。当孙大勇催促妻子做饭时，他敲打厨房玻璃；当他把烟灰弹在桌子上时，观众早已被引导到既定的立场。这不仅仅是现实的浮现，更是刻意为之的“靶子”。
鲁迅在1923年提出过一个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一个世纪后，《出走的决心》似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影片宣传时，打着女性觉醒的旗号，但实际上，背后的核心不过是老套的爽文套路。受苦的母亲突然觉醒，毫不犹豫地抛开一切，潇洒地上路。这种叙事方式，与短视频平台上的逆袭剧本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将“屌丝逆袭”替换成了“中年女性出逃”。
电影的商业算计也很明显。苏敏的真实旅行充满了经济压力，她为了筹集路费做带货直播，结果被网友批为炒作，还和女儿一起背负贷款、买车。但电影却只留下了那些公路美景和社交媒体上的点赞，忽略了经济压力和家庭的裂痕。这种选择性美化，更像是为了让观众获得心灵鸡汤，而不是忠实还原原型故事。毕竟，承认出走需要金钱、需要勇气，且可能面临亲情疏离等现实问题，远不如拍出放开油门，迎风自由的画面来得治愈。
影片结尾时，小雪突然醒悟，开始主动照顾孩子，这种突如其来的和解，暴露了创作者的胆怯。他们既想消费女性的苦难，又不敢真正挑战传统的家庭结构。最终，所谓的觉醒不过是安全区域内的行为艺术。谁不想去享受生活、放飞自我呢？这与性别无关，谁不喜欢消费呢？
实际上，这部电影的根本问题并非性别冲突，而是阶级矛盾。导演有意将矛盾转移到家庭内斗上，煽动社会的内部分裂，却忽视了更为根本的社会问题。导演将李红的困境归咎于性别压迫，却对更加残酷的阶级现实视而不见。1980年代，李红因贫困辍学；到了2025年代，她靠三十年的积蓄才买得起一辆二手车。这些能够揭示底层女性生存困境的细节，却被匆匆带过，焦点转向了父权制。这种简化不仅幼稚，还可能误导观众。现实中，更多像李红一样的女性，困于流水线、外卖站、育儿嫂等底层岗位。她们不仅想逃离，却根本没有能力走。房贷、学费、老人医药费像铁链一样将她们困住。当导演让李红面对雪山张开双臂时，那些在城中村出租屋中挣扎的女人们，却成了被遗忘的背景。
如果导演将其拍成公路片，用正面事例去呈现，我或许会欣赏。但如今这种直接的攻击性手法，让我感到不适。《出走的决心》令人不快之处在于，它将结构性矛盾转化为情绪消费。导演深知现代年轻人面临的痛点，诸如原生家庭创伤、职场歧视、育儿压力等，于是李红的故事成为了一个情绪容器，观众可以把自己的不满投射其中。然而，这种愤怒显得廉价。影片回避了真正的权力结构，把矛盾放大至家庭冲突中。母女争执、妻子与丈夫冷战，这些私人领域的矛盾被扩大成社会议题，而真正的剥削者却消失在了视野之外。当观众为李红的觉醒鼓掌时，或许应该反思：是什么让996成为常态？是谁让教育、医疗、住房变成沉重的负担？又是谁压低了家政工人的工资？
将这些问题简化为性别战争，无异于对癌症患者只贴上创可贴。当小雪指责母亲自私时，镜头没有浮现她自己作为互联网从业者的996日常；当李红最终驾车离开时，影片避开了中老年女性再就业的艰难。这种片面的叙事本质上与女性要对自己好一点的消费主义话术如出一辙。它给予了情绪释放，却拒绝面对真正的社会问题。
更具讽刺性的是，电影本身正复制它所批判的逻辑。通过全女性制作团队的营销噱头、社交媒体话题营销、以及咏梅影后级演技的宣传，影片利用女权概念吸引观众，却忘记了苏敏在带货直播时的尴尬笑容。想通过消费女性苦难来赚钱的人很坏，而如此赤裸裸地割韭菜的人，则显得愚蠢。
电影结尾，李红在公路上大笑的画面看似完美无瑕，实则虚假。这种自由的画面揭示了创作者的傲慢。他们以为女性只需要一场随时可以出发的旅行，却忽视了成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