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起，美国将开始对涉及中国的船只征收“港口税”。这实际上是将航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作为回应，中国国务院于9月29日公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的决定，明确将对实施或支持歧视性措施的国家和地区采取对等反制。此举旨在依法维护国家正当权益，稳定国际航运秩序，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
从经济逻辑看，美国此举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提高中国船舶在美靠港的运营成本迫使国际货运重新分流，削弱中国在全球航运网络中的竞争力。但此前举行的听证会上，来自农业、能源、零售、港口和制造业的数百家美国企业已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其将推高进口成本、削弱出口竞争力、扰乱供应链稳定。此外，美国航运业还面临港口基础设施老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物流体系相对封闭等一系列问题。美国港口与全球货运体系的联动离不开包括香港、宁波等中国港口在内的高效运营网络。对中国船只征税只会推高美国进口商成本，最终转嫁给美国消费者。
事实上，国际航运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其运行依赖的是效率和规则，而非政治与对抗。一旦开征“港口税”、打破原有的成本平衡，航线结构势必调整。不少企业已表示，将考虑通过中转规避不必要的税负。这种“绕行”短期内不仅会增加运输成本，也延长了交货周期，削弱了美国港口的吸引力；而长期看，这将导致航运资源和订单进一步向亚洲及其他地区转移，损害美国在全球物流体系中的节点地位。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应对更显从容与理性。此次条例修订首次将“反歧视”条款系统化、具体化纳入法律框架，为未来相关应对提供了明确依据。中国并未采取单一报复手段，而是通过完善法规、优化制度，为多边协调留出空间。这样的应对方式显示出对规则的尊重，也体现了大国处理外部摩擦的法治自信和战略定力。
近年来，个别国家频繁将经济议题政治化，企图以行政或制裁手段改变市场分工。但事实一再证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航运链的形成是长期市场演化的结果，不会因一两项政策而轻易改变。全球约90%的货物贸易依靠海运完成，任何破坏海运规则的行为最终都会反噬全球贸易自身的稳定。
在全球产业链调整加速的当下，中国航运体系的韧性与活力正不断显现。无论是港口自动化水平的提升，还是船舶制造、航运金融、信息服务等领域的创新，都为中国在全球航运网络中提供了坚实支撑。2024年，中国主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继续保持增长，宁波舟山港、上海港稳居世界前两位，彰显了中国港口在全球货运体系中难以撼动的中枢地位。同时，中国船厂在全球新造船订单中稳占近半的市场份额，绿色动力、智能航运等新技术领域也持续领先。这些结构性优势使中国航运业在外部冲击面前具备更强的适应性。
从全球视角看，美国的港口税政策只是短期的政治操作，不可能改变国际航运的基本格局。相反，它提醒国际社会，维护航运业的开放性、公平性与可预期性，是各国保障全球经济稳定运行的共同责任。无论是港口设施互联互通，还是航运服务、海上保险等制度安排，都需要各国在多边框架下协调推进，而非通过单边行动破坏市场信任。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意识到规则失衡的代价，支持维护自由航运和多边秩序的共识将进一步巩固。
对中国而言，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产业链安全与航运体系畅通，需要从三方面着力：一是进一步推动航运法规国际化，完善“反歧视”机制；二是加快港口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提升综合竞争力；三是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港口、航运金融和供应链服务等方面的合作，拓展更多稳定航线与新兴市场。这不仅是对单一事件的回应，更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美国征收港口税的做法既难以实现所谓“压制中国航运”的目的，也不利于国际航运秩序的稳定。中国以法治手段稳妥反制、以开放姿态深化合作，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是提升全球公共品供给能力的应有之义。在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基础上，航运这一联通全球的基础性网络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促进全球贸易顺畅运行，支持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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