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渲染悲情，堆砌苦难——《水饺皇后》

《水饺皇后》——煽情背后，真正的奋斗在哪里？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电影《水饺皇后》，一部似乎充满了阳光和希望，实则充斥着过度煽情和堆砌苦难的影片。影片的英文名是 *The Dumpling Queen*（2025），别名阳光码头或湾仔码头。导演刘伟强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催泪的场面上，尤其是在影片的前半部分。

臧健和的困境几乎是电影的全部内容：被妈宝渣男背叛、孤身流落香港、辛勤打工却意外受伤……镜头频繁聚焦在马丽饰演的臧健和那双红肿的眼睛和颤抖的嘴角，女儿的哭声也几乎没停过，情感的配乐像潮水般涌来，试图让观众感同身受。这些情节无疑触动了观众的泪腺，当小女儿在天台唱起那首稚嫩的歌声，或是惠英红饰演的包租婆端来热腾腾的汤面，甚至糖水伯带她出摊，观众很难不流泪。但问题在于，泪水的量似乎过多，苦难的堆砌也显得过于单调和频繁。

虽然这些煽情桥段有效地制造了情感的波动，但电影中的每一个困难和困境都被机械地推向极限，却没有深入探讨其背后的社会现实。例如，臧健和因身份而遭受工资歧视，因工伤被陷害讹钱，虽然这些情节本可以深入探讨底层劳工的艰难困境，或者讨论移民的身份认同，但导演却没有对这些问题做出深刻的挖掘。这些困境只被当作了煽情工具，似乎只要情感上足够戏剧化，观众就不会再去追问这些苦难背后的根源。

这部影片作为传记电影，却淡化了臧健和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1982年，正是因为日资百货的千金青睐，她的水饺才有机会进入商场，改变了她的命运。遗憾的是，银幕上的这一重要契机被简化和淡化了，仿佛只要默默吃苦就能取得成功。这样的处理方式，削弱了命运中的机遇和偶然性，使得影片的励志性变得苍白。真正的励志故事，不是歌颂苦难，而是讲述一个人在逆境中如何不放弃，如何抓住转机，展现人性中的坚韧。

电影的最大亮点无疑是马丽的表演。她摒弃了以往的喜剧形象，把臧健和的倔强与脆弱融合成了一个真实的母亲形象。她的表演让人忘记了她曾是“马科长”或“沈腾”的搭档，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位努力生活、不服输的母亲角色中。而惠英红饰演的包租婆红姐，也是影片中不可忽视的一抹亮色。尽管她嘴上总说着要钱，但她的关心和鼓励都充满温暖，尤其是在她为臧健和点亮夜灯时，展现出人性中的柔软一面。然而，类似的互助情谊却在片中只是稍纵即逝。影片更多的篇幅依然聚焦于“大女主”孤独奋斗的故事，当臧健和最终成为“水饺皇后”时，她身边的邻居们几乎都消失了，似乎他们只能同甘共苦，而不能一起享受成功。

如果说这部电影有机会深入探讨香港移民的生活，那么它本可以展现出一幅更为生动的众生相。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无数内地人像臧健和一样涌向香港，在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中艰难生存。影片中的臧健和因不懂粤语而被辱骂为“北姑”，她的女儿也在学校遭遇“大陆妹”的嘲笑，这些细节本可以成为深入探讨的切入点，导演却只抓住了表面的现象，未曾进行深度挖掘。

影片中的“水饺”符号，也显得有些肤浅。对臧健和来说，水饺不仅仅是乡愁的寄托，也是谋生的工具，更是女性互助的纽带。当红姐、糖水伯和山东警察华哥因一碗水饺与她建立情感联系时，本可以织就出一张感人的情感网。然而，影片却急于推进“成功梦想”，让水饺从街头小摊迅速跃升为“民族品牌”，甚至突兀地插入了“中国水饺卖向世界”的口号。这种处理方式显得过于空洞和矫情。

影片中的苦难真实且刺痛人心，但它更多地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过度煽情的故事，而非对困境的深刻反思。臧健和带着女儿漂泊香港，洗碗、摆摊、遭受辱骂，镜头不断强调她的狼狈与泪水，虽然这些困难触动了观众的情感，但影片淡化了背后的机遇与偶然，给出的答案似乎是“只要吃苦就能翻身”。然而，现实中，多少自食其力的人依然困守在码头，推着木车终老一生？

影片借臧健和的成功掩盖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现实：勤奋并不一定能打破阶层的束缚，勤劳并非可以抗衡世袭血脉。希望那些自食其力的人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而不是只会默默吃苦。少一些世袭的冷漠，多一些平等的机会。

顺便提一句，影片中的几个角色被后期重新配音，听起来略显突兀。这或许是由于我对《水饺皇后》的期待过高，导致影片的实际效果并没有完全达到我的预期。它试图兼顾太多元素——女性觉醒、底层奋斗、时代变迁、商业传奇，结果却让每个元素都显得浅尝辄止，未能深入讲透任何一条脉络。

这本该是一个普通人获得成功的传奇故事，但现实中的臧健和可能更像是在码头遭遇黑社会威胁的普通人，是为了生活奔波劳作的糖水伯和辣挞哥，是依附丈夫却终生凄苦的金太太。我们期待文艺创作者能俯下身子，真实地展现劳动者的故事。若不贴近劳动人民的生活，又怎能说是生活的反映呢？

过度煽情，堆砌苦难，最终的成功故事显得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