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拥抱霸权？香港回归时他就想到了这天，其结局也早已被注定

李嘉诚出售港口的决定，面临着重大转折。当前摆在李嘉诚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彻底屈服于美国霸权，毫不犹豫地交出港口；另一条则是站稳立场，选择支持中国大陆。这无疑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根本的难度源于李嘉诚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从某一时刻来看，选择个人利益似乎更为合适，因为他已经年满96岁，倘若选择国家的立场，恐怕在余生中难以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回报。至于受到的批评，对于这样一位年事已高的商人而言，或许并不算什么。毕竟，再怎么指责他，也最多只能指责几年。

至于后代如何应对，李嘉诚或许早已作出了思考。他可能认为，既然自己剩余的时间不多，就干脆扮演“坏人”的角色，把所有负面评价都留给自己。这样一来，后代即便做些微不足道的好事，也能被视为伟大的成就。因为从人性来看，即便是一个有些过错的“坏人”，总会有人心存感激。

另一方面，李嘉诚的性格决定了，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倾向于选择后者。这也是他在香港回归时，为了避免承担“爱国商人”的身份，刻意选择推辞的原因。当时，大家认为他是谦虚的表现，但若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一推辞无疑是为今天的选择打下了基础。

李嘉诚是一个异常精明的商人，他一生中强调“我只是一名商人”，正是为了为未来的“在商言商”铺路。他通过这种“去政治化”甚至“去国家化”的方式，尽量避免承担不必要的政治包袱。在他看来，“爱国商人”的形象有时反而是一种累赘。或许正是因为没有这类包袱，李嘉诚才敢于在2015年做出撤资决定，尽管当时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需要资本支持，而他却将数百亿资产转向了英国。

当时李嘉诚的这一举动让许多国人感到愤怒和困惑。虽然这些操作在法律上并没有问题，但从道德上来看，却显得十分寒心。曾以“与其挽留，不如目送”来形容，言语中透着无奈。李嘉诚毫无包袱的姿态，让人不得不佩服他对于政治的敏锐感知与灵活应对。在这方面，李嘉诚远超许多政治家，因此也常有人怀疑他背后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

而相比于2015年撤资事件，2025年出售港口的决定显得更加复杂。此时美国的因素也加入其中，而李嘉诚最终选择投向美国特朗普政府，这使得这场交易似乎有了更深层次的政治意义。有专业人士认为，李嘉诚在与美国的交易中可能存在某种默契，甚至有意配合美国打压中国。

李嘉诚出售港口的决定确实让人感到不安。因为他十分清楚，美国通过收购这些港口，可以加强其在拉美地区的战略布局，进而削弱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影响力。而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曾是中国在拉美合作中的关键节点，李嘉诚的出售行为，无疑是在为美国的霸权主义推波助澜。

然而，最令中国人难以接受的，并非李嘉诚出售港口本身，而是他对这一决定毫不犹豫，几乎没有任何内心挣扎。当美国提出收购时，李嘉诚直接答应，甚至没有一丝迟疑。这一举动令外界担忧：如果李嘉诚如此，其他中国商人是否也会同样对美国屈服？这无疑为美国在未来可能展开类似操作打开了一个口子，进一步削弱中国的国际地位。

因此，李嘉诚的这一决定，不仅仅是对中国利益的损害，更可能在长远发展中埋下了隐患。也正因为如此，官方媒体对李嘉诚的呼吁，语气从最初的“莫天真、勿糊涂”转变为如今的“停止交割，切勿因小失大”，言辞愈发严厉。

然而，李嘉诚对此却毫无回应，依然专心通过发布财报来维护股市，甚至取消了财报发布会，似乎在用这种方式反抗媒体的压力。他的行为已然表明，他坚定地选择了继续交割港口。李嘉诚的坚定选择，和他早年的经历及积累息息相关，尤其与他对美国的依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李嘉诚的早年经历中，逃离大陆、定居香港，成就了他今日的成功。虽然他从小生活艰辛，但这些经历塑造了他精于算计、追求利益的性格。他早年没有享受过大陆的优待，尤其教育资源的缺乏，使得他从小就把生存和赚钱作为唯一的目标。李嘉诚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思考：“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赚钱，不管用什么手段！”

李嘉诚对利益的渴望，成为了他做出所有决策的核心驱动力。可以说，在他的人生中，道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全力追求利益，他能够迅速积累财富，并通过“地租经济”等手段，将香港贫民逼入困境。对于他来说，“道义”不过是碍手碍脚的东西，无法为他带来财富。因此，他的字典里，从未有过“道义”二字。

若没有这一“唯利是图”的思想，李嘉诚不可能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也不可能在香港发展出如今日的商业帝国。正因为如此，李嘉诚常被批评为“为富不仁”，这也是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

李嘉诚和霍英东家族的区别也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嘉诚越来越少依赖国家支持。他的商业版图几乎全部集中在金融领域，积累财富后，国家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与霍英东家族相比，李嘉诚显然更独立，他的财富积累并不依赖母国的支持。

最终，李嘉诚的行为也反映出一种现实：对于李嘉诚这样的商人来说，国家对他而言几乎毫无影响力。与许多早期赴美的华人类似，他并未依赖国家资源，也不需要国家背书。对于这种商人来说，国家的情感支持显得微不足道，因此他们可能会为了利益做出伤害国家的决定。

尽管国家的力量并非无计可施，李嘉诚的行为仍提醒我们，面对这样的商人，可能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国家可以效仿美国的做法，通过直接干预来解决问题，尤其是可以借鉴美国对英伟达、台积电等企业的干预措施。

尽管如此，政府更多的做法还是在通过推进替代性的战略项目，如尼加拉瓜运河建设，来逐步削弱美国的战略优势。即使无法直接干预李嘉诚的行为，我们依然有方法应对，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和代价。

最终，李嘉诚出售港口这一事件，必定对他的后代产生深远的影响。李家的后代可能会因此失去很多机会，而这种“积恶之家必有余秧”的现象，亦可见一斑。李嘉诚的选择，深刻反映了商人、国家和时代之间的责任关系，也让社会更加关注这一问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