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杨君专访杨澜：成功在于打破思维定势

主持人：杨君 中央电视台资深媒体评论员，节目主持人

媒体人物：杨澜 主持人 企业家 资深媒体人

杨君：享有一定声誉的中央电视台著名媒体人，著名节目策划、主持，也被称为国内少有的复合型媒体明星。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也是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专业的第一位电视传播学硕士，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位被派驻美洲东方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曾主持央视《世界经济报道》《纪实十五分钟》和《半边天》等多个栏目。

1999年开始出版媒体专著《英雄三部曲》(《英雄》、《现在》、《笑容》)，由于形象时尚，风度气质俱佳，温和与智慧并存，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被称为央视“智嘴”，国际著名大家金庸为《笑容》亲自写序，对杨君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多次出任中国电影电视发展高级论坛主持人并当选主席，2001年获得“新世纪百名杰出女性”称号，并成为新华社“环球20位最有影响力的世纪女性”仪式上唯一的颁奖嘉宾，影视传播学作品被译为17国语言。

2002年入选WHO'S WHO世界杰出职业女性，2002年10月出任香港“两地影视业大型交流活动”主持人，2003年3月8日世界妇女节，中国邮政发行了杨君“笑容”系列邮票及首日封。杨君被国内外媒体称为近年来中国影视界的焦点人物之一。

《杨君访谈媒体人物》、《杨君访谈国际媒体》介绍

媒介、思想、碰撞，当今媒体风云人物，谁在说?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传播学专业第一位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杨君坚持传播学研究达26年之久。

杨君1990年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传媒学专业第一位硕士研究生，1992年因品学兼优成绩优异获得国家教委研究生奖学金和三台奖学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以媒体评论员的犀利笔锋撰写大量以媒体为内容的调查及评论，首次提出电影具有媒体属性的观点，同时指出应将媒体的范畴包含八大传播媒介——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图书、音像、网络等。提出以媒体事件中的典型人物作为研究个例来纵向集纳考察中国及世界媒体发展的观点，并加以成功实践。

《杨君访谈媒体人物》、《杨君访谈国际媒体》是我们准备了三年之后隆重推出的国际国内几百位媒体顶尖人物的大型访谈，以前沿、客观、发展、国家、国际的眼光考察中国媒体走向，有权威人士预计该访谈的推出和媒体人物的成功思想将对中国媒体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和影响。

嘉宾简介:

杨澜，1968年3月31日出生于北京市，先后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班和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著名女主持人、资深媒体人、企业家、慈善家，阳光媒体集团主席、董事长，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0年，杨澜担任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1994年，荣获中国首届主持人“金话筒奖”；同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专业就读并获硕士学位 ；1996年，与莫里斯共同制作导演《2000年那一班》纪录片 。1998年，学成归国，开创中国电视首个深度访谈节目《杨澜访谈录》。1999年，与丈夫吴征创办阳光文化影视公司。2000年3月，收购良记集团，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控股有限公司 ；同年，杨澜创办了阳光卫视 。2001年，应邀出任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形象大使；同年，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会议上代表北京作申奥的文化主题陈述。2003年，杨澜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005年，杨澜担任《天下女人》的制片与主持人 。2009年，创立都市女性网络社区“天女网”。2010年，与席琳·迪翁联手创办中国首家高端定制珠宝品牌LAN珠宝 。2015年7月，任2022年冬奥会申办委员会总体策划及法律事务部副部长 。2024年，出席主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传统文化的新商业表达”。

2013年，杨澜在纽约佩利媒体中心被授予女性“开拓者”荣誉 ；同年，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女性之一 。2018年12月，入选“中国改革开放海归40年40人”榜单。2019年，入选“中国海归70年70人”榜单。

杨澜又有了新舞台，因为她的“阳光卫视”历史频道在2000年8月8日正式开播了。她的举动几乎让媒体圈子里的每一个人咋舌。还是一个笑容满面的瘦弱的杨澜，只是她除了在33岁的时候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外，她还拥有了自己全天候播出的历史文化卫星频道。这时候的杨澜比以前更加从容和平静。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经常说的是，这个人的思维与他人不一样，有时候不一样的思维意味着新和创造，有时候不一样的思维也意味着困难，由于人们的思维的惯性，使很多事情约定俗成，不理解并固守旧有的观念，就使很多机会和可能性与有准备的人擦肩而过了，并且也使很多推动社会前进的革命性观念变革被淹没了。

人和物质的能量在变化和化合中是无限的，关键在于发现并利用，在十年前你能想象生物可以复制自己，可以克隆一头绵样吗？如今基因革命打破太多的思维误区，使不可能成为可能。你难道要为固守自己旧有的观念中的习惯而上窜下跳，寻死觅活吗？不能，因为那是愚昧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明明知道病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却拒绝医疗，让“跳大神”的大行其道，结果只有一个，病人悲惨死去，他自己失败并被人笑，但是可悲的不在结局而在他本身并不知道。

在这里举这些例子似乎与杨澜的成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想说的只有一点就是：如今这个世界是相信科学和客观的世界，你只要客观，你只要尊重一切存在的规律，你就可以建立自己的体系并制定规则，在这个体系中，你是主人。

掌握自己命运并按规律办事，无往不胜。

杨澜比很多搞媒体的人走得快是因为她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绝对不是属于天才型的，我不是那种资智才智过人的人，我一直有追求，我能够打破思维定势，使我的有限的创造力也能够发挥出来。有一些非常有天赋的人，因为冲不出一些环境的束缚，最后可能会碌碌无为或者很懊悔，是有可能的。”

自2000年1月杨澜出资4000万收购香港上市公司“良记”后，杨澜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杨澜在成功建立“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后，阳光卫星电视开始运转。

️定位阳光卫视

️我不想把自己弄成忍辱负重、殚精竭力、关键是做的方法和切入的角度，过去把搞文化的人弄得很悲壮，我拒绝这种悲壮的事情，现在的年轻人要把自己的生活做得很好，并不意谓我就顾不着吃顾不着睡，比较极端的事情我不太喜欢，过去我们总是人为地把很多可以兼顾的事情对立起来。

阳光卫视是一家以数码传播的卫星电视网络。通过亚洲卫星3S传递，于2000年8月阳起为亚太地区华人提供优质的历史传记节目。

“我还是挺相信机会，它更多的是一个时势的、社会环境。比如我们这个台，如果早出现几年5年做，我想可能没有现在的条件去做。一个是现在的数码压缩，还有我们新媒体的出现，使得现在频道的资源很丰富，如果过去频道的资源很稀有的话，我们就没有现在这个条件去做了，没有必要有这么一个主题频道，现在咨询太分流了，不同阶层的人对自己需要的东西，到了这会儿了，新媒体的产生给我了机会，如果提前5年我有所谓借壳上市，所谓新媒体的资本运作，已经变成了一个街谈巷议的话题，一开始操作一个文化理念就介入了资本市场运作，比如我们一开始是八千万购买，上市后我们做了一个配股，一下子就筹到了3亿，我是多媒体，在台湾我们进入了最大的网络电视网，在网上可以看我的电视。”

杨澜卫视第一年将提供1000小时的节目，通过自制、购买和结盟的方式建立一条中西文化历史频道。自制节目主要由《杨澜工作室》和香港的电视界精英分别制作中国当代人物传记、两岸三地的历史以及文化发展为题材的纪实节目。“我们力争在第一年自己制作100小时的节目。同时我们已经成功地与美国最具实力的跨国电视网络A＆ETelevision Network结盟。播出放其极具权威性的历史频道《The HistoryChannel》，我们还会在世界各地搜罗优质的纪录片，以达到东西文化交流的目的。”

杨澜说，在过去人们的思维定势中，历史人物这样的节目目前在国内是不会有市场的。“过去人们一提电视文化就说成是快餐文化，我一直不同意这种看法。历史和人物传记这一类的节目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从凤凰卫视辞职以后，我就在考虑要将这一理念付诸实施。只是一直没考虑好是槁成小作坊式的制作，还是在更大规模上操作。后来终于下决心槁大规模的。”

谈到文化运作与市场相结合，杨澜观点鲜明。

“我不想把自己弄成忍辱负重、殚精竭力、关键是做的方法和切入的角度，过去把搞文化的人弄得很悲壮，我拒绝这种悲壮的事情，现在的年轻人要把自己的生活做得很好，并不意谓我就顾不着吃顾不着睡，比较极端的事情我不太喜欢，过去我们总是人为地对立起来，高雅艺术一定是很穷的，钢琴家和指挥家，穷到连孩子的鞋都买不起。但在国外一个好的艺术家可以很优越，可以有很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中国常常是要么选择文化要么选择赚钱，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我们不转换一个理念？我们说到一个老师，一定是工资没有领，孩子也病了，乡村里没有，妈妈死了不回家才做成了一件什么事情，这种思维定势比较可怕。我们的社会楷模都是这样的，这样的思维定势真的很可怕，很极端，放弃了很多我们可以协调到的事情。我在海外的得到的教益是，很多定势有时候是很可怕的，他阻碍了我们的发展。一个社会一个个人都会付出很多代价。”

谈到历史文化频道，杨澜认为，美国仅有200年的历史，但它的历史和人物传记可以支持整整两个频道，至今已播出了五六年，收视率一直在上升。利润也一路上升。“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我就不相信连一个系列都不能维持。我对这方面是有信心的。关键是一个视角和制作手段，还有一个商业操作方面的成熟的运作。”

“我们所做的节目都是以人为中心，特别注意人的命运和性格的发展，注重表现大的历史背景下的矛盾和尴尬，以人的故事抓住人，以人的感情感动人。观众关心的并不是人对一件事的贡献到底有多大，而是人在这件事里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因为这对每一个人都有借鉴意义。人在逆境中都会有自我怀疑的时侯，这是一种感性的经验。我觉得人本身的故事最能感动人。”

在谈到阳光卫视的媒体性质时，杨澜看来是深四熟虑的。“我们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国际的内容提供商。我们不认为这是一种单向的交流。我们的很多精力都放到了如何把中华优秀的文化和人物介绍到海外去。现在已经十几个国家的电视台有意购买我们的节目。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感兴趣，而过去这种质量的系列并不多，只是零零星星的。我们和其它媒体不是绝对竞争的关系。比如说大的门户网站，把“阳光文化”的品牌打出来，我们完全可以把我们内容卖给他们；其它电视台，比如北京电视台或更多的电视台，只要能用我们的品牌，我们愿意带广告去发行。我们主题频道，这样的运作模式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在大陆还没有太多的人想到。”

“频道主题化是现代传媒的主流趋势，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发明。现在频道资源不像以前那么少了，在资源越来越多的惰况下，只有品牌和特色才能取胜。如果太杂了，你就会做砸。我们必须在经营特色上下工夫，要非常的脚踏实地。你刚才提到主题频道。这是因为我认为这个领域内有空缺。所以我们要做历史和文化。”

从凤凰出来的时候，杨澜其实是给自己预留了半年的时间，给自己休息一下，缓一缓。

“这个主意是突然来的，然后你看周围这个条件也有，那个条件也有，那就做吧。有时候世界上的事情你要讲条件，要有机遇，这次就是机遇。你有这样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如何去筹到钱呢？哎，可以通过收购上市公司的方法角度去筹，但是上市公司由谁去找合适的上市公司去收购呢？正好朋友圈子里就有专门研究上市公司的，你看这家怎么样，那家怎么样，然后再算一算，也还买得起，那就买吧。就我觉得国际上很多的供片商什么的，以前大家很多年都是朋友，但是从没有想过这些，以前只是想到自己做一个节目可以买给他们，可以在海外播出，他们就说我们可以把节目长期地供应给你呀，这不就挺合适的吗。所以周围的很多条件都是长期积累起来的。所以没有白付出。”

“还有我在美国读书的经历，使我与境外的包括西方很多媒体沟通起来很方便。他们知道你是美国的某个学校出来的，以前与CBS做过一些什么节目，他们马上就会认同你在某一个水准上，马上一谈就是谈得很专业的问题，没有需要从头积累一些信任感呢等等，所以这些都是挺重要的。我觉得我从凤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再做一个工作室，每年做一两挡节目，全国各电视台卖一卖，再海外发行一下，也挺满足的了。没有再去想做更大的事儿，突然就是有这样一个机会了，为什么不试一试呢？WHY NOT？”

主题频道和主题节目在国内还处于萌芽阶段，但西方类似这样的节目在利润和收视率上都高过像电影频道、音乐频道、体育频道等。

“我不知道为什么整个大中华地区没有人做这个事。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证明一下自己这个想法。过去很多人之所以对这类纪录片望而生畏是因为这类节目不卖钱。如果商业上失败，你又怎么保证下部片子的投资呢？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利用多媒体手段，另外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使得制作这类节目不但能够回收成本，而且能够不断再投资再生产。”

杨澜对于黄金时间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比如我们恰恰认为很多人在喧嚣的日常生活中、忙碌外有种文化和信息量的要求，所以我们往往选择10点钟这个时间。因为这些节目是需要相对静下心来收看的。10点钟是专题类节目的黄金时间，这是经过很多市场调查总结出来的。”

同样，杨澜对于过去做电视追求绝对收视率也做了考虑。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绝对收视率已不是评价一个节目的唯一标准。现在的广告客户更看重的是目标观众群的设立。长期稳定的客户对广告商比较有价值。“我们节目的受众应该是成年人，也就是25岁以上的社会中坚力量，他们也是消费的主力军。从收视和文化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一个节目也不一定非得老少皆宜。节目在分化，观众在分化，大家需要看有特色的节目。”

“我们目前的传播方式有两个。一个就是刚才谈过的‘通过电视带广告发行’；另一个就是通过‘宽频网络技术’，我们有优秀的技术人员做这件事。通过‘网络宽频’技术，观众在网上观看节目时就不再是一种单向的交流。他们可以随时复制、下载或是发表自己的见解。目前国内的‘网络宽频’技术还不具备，但在港台和北美地区，这一技术已相当成熟。现在美国一家网络商就在购买我们的节目在网上播放，旁边再配以内容说明和图片。同时，我们在录像带、光盘、书籍发行等方面也会有所侧重。

阳光卫视节目目前的栏目有《人物志》、《未解之迷》、《人生在线》、《岁月留痕》、《历史与文明》、《战争攻略》、《谈古论今》等等。

个人的存在，可以很卑微，也可以很伟大；某个人的一句话，可以激动人心流传百年；某个人物的一个奇思妙想，可以改变塑个世界的发展进程。

《人物志》录古往今来近千位名人传记，更以其表现深度与广度见称．本节目历次荣获艾美奖及美国有线电视大奖，实为最佳纪录片之最新展现。《未解之迷》 《人生在线》这一代人、这一代的故事。不同的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人生。《杨澜工作室》制作的坚持一贯专业认真的态度，以访谈对设的形式，借助各种不同的感性。理性角度与模式，带你走进中国当代名人的内心世界。《历史与文明》不只是概念，不只是泡沫：从古到今，人类从来都是在创新中发现历史翁迪生命；然而任何创新又都会马上成为历史．以时间为轴线，陈观人类科技与文明的发展，突破空间的距离，用科学作为纽带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历史联系。

️永远的执着

️杨澜坦言在凤凰时，作为一个节目制作人的投入产出经历，对她现在来经营一家阳光卫视频道的经营理念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凌峰有一天跟我说，他有一天很感慨，他说，‘我发现漂泊的人比较能够成事，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客家人吧他就搬来搬去，不断迁徙的时候，就不断地扔掉东西，因为你不可能走到哪里背到哪里，背着家里的所有东西到处旅行。因为每次你要扔掉东西，所以你就会有取舍，你就更加明确你要保留什么，经过更多次的得与失，然后扔与留的选择，对于你前进的目标，你会比以前更明确。”

杨澜，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了。主持了《正大综艺》之后，她时而去美国留学，时而又转战香港凤凰卫视，但人气却一直是常盛不衰甚至已经形成了某种著名品牌式的名人效应。

但具有思维慣性的人却这样问问题。“当年《正大综艺》干得红红火火，你转身就去了美国留学；回国之后到凤凰卫视‘叱咤风云”两年，你又一次激流勇退，这是不是说明你对什么事情都热烈而不持久啊？”

其实人生的心路和思想是累积的，在这个方向上一个人一生没有太多的机会和时间改变，除非你被“克隆”再生。“很多的事情不能反着想，反着想你就会得出别的结论。如果你想我还在中央电视台，我可能与跟我们同时进台的一样做个副主任，那也挺好的。但是如果当初没有走出这一步，就不可能做今天的事情了，人生的轨迹不一样。”

“我的工作环境改变了，其实我追求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十分执着地做同一件事情。关于变与不变并不重要，关键是做得好看，节目做得好看了，我们确定了中国人文色彩的风格，团结一批制作班子。比如我们拍一个当代人物故事，我们选了20多个组，但是只能选出4-5个组。社会化的主题频道不能养人，外包，训练一个监制队伍，我们现在200多人，能干1000个人的事情。”

杨澜坦言在凤凰时，作为一个节目制作人的投入产出经历，对她现在来经营一家阳光卫视频道的经营理念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过去人们觉得你单独做创作的，你可以不去管这些，这些多俗气。但我现在觉得不是，你首先必须在商业上成功。我们现在基本上从各个方面都已经打平了，广告签了一亿六千万，第一年的化费就两千万不到，就包括这种市场推广呀什么的，我觉得现在都要考虑，现在觉得很自然，以前觉得做主持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别人都是你的帮衬，过去人们都认为，这种事情还管，打杂的事情不干，现在我自己一点这种感觉都没有。我现在认为如果商业上不成功，那末怎样去维持一个文化人的理念呢？所以我认为商业上就必须成功。或者过去一般做主持人，非常怕别人说自己带有商业气息。”

“有一天我与梁左在聊天，我现在鼓动他出来给我做一个谈话节目，然后他就说，他要从各地找什么什么人，我说你这个投入太大了，不稳定性太大了，把这个人招过来，要看这人的口齿如何？表达方式是否符合要求？来去还要住宿，不稳定性太大了。他说，哎哟，你怎么跟过去不太一样了。我说，是啊，你光是跟我谈一个节目的策划，但我不能想象你这个节目怎么操作，操作性，它的投入是多少，你这个节目就做不长，如果你这个节目总在那里亏钱，你说我能让你继续做下去吗？只要我们觉得这个节目是可以赚钱的，我才会让你做。他说，哎哟，真不一样了。我说我并不认为这样是很庸俗的，我认为事业成功商业上一定要成功。”

“我和先生1996年底回国的时候，的确有一些自己的理想和想法，如果仅仅是从谋生的角度来说，我们在美国已经过得很好了，总觉得回来可能做一些事情，总是可以改变一些东西，可以起一点推动的作用，象意识的更新，观念上的一些东西。我们做的事情不仅对个人的生活有帮助，也可以对社会人民有所益处。”

的确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人在经济利益方面的变化已经开始慢慢地变化，但整个社会文化精神的营造也是挺重要的。

“现在也在慢慢地开始，要不然社会就太没有安全感了。美国这个社会有妄自尊大的时候，歧视其他国家的人，但由于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阶段，所以社会价值道德规范理念也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但中国不同，中国正处在一个大涌动的阶段，人们的整个价值观念都有一种比较混乱的感觉——无序。人们到底要什么，人们的想法是乱的，基本的价值是乱的，过去被认定的一个制式被打破了，一个新的制式还没有建立起来，但这时候你只要看看历史，看看各个国家的历史，看看那些很多很具体的事，你总是会得到一些印证，有些东西你会看到在历史上也有一些国家地区出现过，比如混乱，今天看来是认定了一些价值，否定了一些价值，不管这种价值在当时是多么主流和多么受到肯定和欢迎。其实这是一种价值的重新审定的过程，我想将其还原成一种好看的东西、一种生活，我不想把它变成一个道德说教者和学术的。”

但是即便是生动的、浅显的、具体的事情，但在具体设计时候，也不能没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想法。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觉得我们只要做任何东西，只要收视率高，只要赚钱就行了，那么就不必要做这样一个台，因为做这个台，它的挑战性很大，你怎么样把有深度的东西做得好看，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现在在国内找做纪录片的导演，因为我的大部分片子是用外包装的形式来做的，因为我不想养很多制作班子，在国外外包的方式比较多，就是导演很难找，基本都是需要经过半年的磨合，他们才觉得：‘奥，你们要什么？我们才怎么做。’找到路子。在这十几年中，这种节目在中国，这种人文的纪录片是一个大断档，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人在做这种纪录片。要么就是做的宣传片，大家有个比较熟练的操作模式，比如专题部的《改革开放20年》，有模式，主题已经定了，过去专题片是宣传的，或者是纯纪实的，基本上不是人文性质的纪录片，也有一些专题片、纪录片，最近几年也有一些关注人的，比如在一个山林中跟拍了3年，但这种叙述方式又不太适合电视台的播出，比如投入比较大，是上百万的投入，那我这里就拍不出来，时间产出比上也不合适，这里面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在这个相对短短的时间里，在相对有限的经费里面，怎样做成一个好故事，还要有意思。这样的人难找，我就发现现成的能够拿来就做的、做的就好的特别少，即使是在国际电视节上获过纪录片奖项的导演，主要拍纪实性的，象跟拍式的，在山里跟着一个砍伐的人若干年，但跟我们这样的专题片还是不一样。你想你又要做文化，又要有修养，还要把它还原成为雅俗共赏，老百姓喜欢的专题片的话，实在是太难了，我想我们经过几年的时间，积累一些这样的队伍，慢慢的就可以有自己的稳定的创作队伍，形成自己的一定的风格。”

️对女人的重新定义

️杨澜与很多知书达理的知识女性一样，不是那种野心勃勃的女人，她懂得顺其自然的道理。当然有人会说，她的运气好，但杨澜似乎以她的经验说明，其实难与不难部是由自己的心态决定的。

长久以来，人们提起女人，离不开“小鸟依人”、“贤惠妇女”、“女强人”、“女能人”这几个词，但是这也是人们思维习惯里的一个定势。其实女人是女人，事业是事业，这是两个完全没有外延重合的概念。你不能把现代有思想有事业的职业妇女想象成一个个强悍粗鲁没有教养的焊妇——《水浒》中的光辉形象，你也不可能将有职业有追求的女性想象得低眉顺眼，靠他人脸色吃饭，毫无志气和自我判断力。在知识智慧的时代这种偏执形象概念几乎根本就不存在。

其实在现在社会，没有很好的文化修养和教育背景，没有很好的自我把握能力，没有过人的智慧和悟性，女性在媒体、文化和高层次领域中成功的可能性等于零。

但这并不代表女人内心不敏感，不需要得到照顾和呵护。

于是作为女人，希望独立，又渴望一个呵护爱怜自己的肩膀、渴望浪漫的爱情，对物质有着旺盛的欲求；虽然从小受的教育便是在事业上要与男人平起平坐，但几千年贤妻良母的传统已经化成基因的一部分留在了女人的血液里。杨澜也不例外。

事业已颇具成就的杨澜首先是个女人，她对家庭的依恋溢于言表。“健康温馨的家庭生活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几年来，为了我的事业，香港、内地来回奔波，很多精力都消耗在路上了。对家庭的付出越来越少，对一个刚开始认识社会的3岁孩来说，妈妈有多么重要。然而，为工作，杨澜却常常不能呆在孩子的身边。

首先要说得是杨澜与很多知书达理的知识女性一样，不是那种野心勃勃的女人，她懂得顺其自然的道理。当然有人会说，她的运气好，但杨澜似乎以她的经验说明，其实难与不难部是由自己的心态决定的。拥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对女人来说才是最最重要的。

杨澜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孩子对她的整个事业和生活都产生了最直接最显著的内心变化和影响。“我不那么慌了！原来我做什么事情总是心里慌里慌张的，总是为许多身外的东西着急。但我现在有了孩子才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对许多事情，你只要像对孩子一样，慢慢去自然成长、那么总有一天他会开花结果。你说人一旦对人对事心里有了远景的期待，他还会只为眼前急不可待吗？”

杨澜的确是踏实而坦诚的，在香港，好多歌星、影星结了婚也不愿让大家知道，就怕因此失去年轻异性的崇拜。“我个人一直没有这方面顾虑，我认为人的每个年龄段都会很美，而且怎么自然就应当怎么过。当然每个女人现在都有对自己情感生活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我这个人就必须得成家结婚生孩子，也正是因为有了稳定的感情和家庭生活，我做起工作来才比过去更踏实更稳当了。所以一有媒体问起年龄，别人可能会躲躲闪闪，但我从来不会隐瞒就明白地告诉他们我生于1968年，33周岁。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我不断审视自己所做的工作和事情，是不是有许多也属于无谓的忙碌，我现在都尽量减少外面那种什么剪彩呀、当什么评委的闲事，而总是想办法腾出更多的功夫和儿子丈夫呆在一起。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吴征他非常在乎我们这个家，而在我眼里，好丈夫和好父亲的标准就是看一个男人在乎不在乎自己的妻子、儿女和家庭。”

“我认为阳光的名字特别好，阳光是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我这个人没有太大的野心，也就是想做一件事，不求最大、最全，只求在某一个领域做得最好，最有特色，我觉得就可以了。我做的电视这个领域恰巧是我特别想做的，也是我能够做得好的。没有想去控制谁，控制什么领域。最初的想法就是让自由的空间大一点，完全是从一个创作的角度去想的。文化和传媒本来就是多元化的，做这个公司最初的理念就是做内容，但是内容可以通过多种媒体去传输，既可以是卫星，也可以是一般的电视节目，也可以是宽频的互联网络。所以你现在已经很难说你是一个电视人，还是一个IT产业的人。我觉得我还是在做跟传媒有关系的大众传播吧。目前我做的核心还是文化，这个文化的范围还是比较窄一点的，我并没有想做体育、新闻MTV、电视剧、我还是想做专一点的。以纪录片、专题片为主，文化含量稍微多一点。我觉得能做好这个就不错了，没有更大的野心了。”

我现在是立足于香港的制作和传输的机构，它在香港、台湾、北美地区都有自己的发售渠道。在内地，我们一年要制作600-700小时的节目。到7、8月份，我们的网站将开出来，是一个宽频的网站。在香港、台湾当地的有线电视台就会有一个整个的频道是我们历史文化频道。除了目前在内地发行的260小时的节目，还会有书籍和VCD陆续出来。

“我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我从小就觉得我很喜欢阳刚的东西，其实办一个历史文化频道，在大中华地区，我们是第一家，过去一直认为历史比较男性化，历史频道的收视群是以男性为主的，一般来说一个地区就是只有一个这样的频道，，它也只能支持一个频道的成功，在美国，历史文化频道的利润和收视率甚至要高过一个综合的大台，所以我认为在美国来说，美国有200年的历史，我在美国6年，我有一些节目是买的包装的，我们有40%的节目是我们自制的，60%的节目是海外购买的各地的，因为一个电视台并不需要做所有的节目。在美国，历史频道的社会影响力排在第一位，甚至高过CNN，那当然与全民的受教育的程度都有关系，我认为中国人其实是非常重视历史的，就像在中国几乎每一个老婆婆她都会讲一些历史的故事。其实历史文化内容一点都不高深，每天的生活就是历史，所以在大中华地区建一个历史文化频道就是填补一个空白。”

️我也走过困惑

️ 过去你没有特别明确意识你能够做什么，你只是模模糊糊地朝隧道的那头——那光就在那边走，有一天当你走出隧道了，看到前面的风景说，‘对，这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你跟我说前面有多少困难吧，我都不怕，因为我的目标都找到了。

已非常习惯提问并以提问为生的杨澜，充溢着一种宁静，一股自信，优雅矜持，仪态温和、大方。

“我实在太想做这事了，做这事就不太难。比如过去很朦朦胧胧的我要做一点东西，过了半年还能够看的，还能够留得下来的，但这东西具体会是什么也没有感觉，也没有印象；然后就觉得我们要去做一个谈话节目，就去采访人就挺好的，然后发现你可以去做一批节目，大家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不过现在我发现我能够通过一个频道，而且居然半年就已经开播了，我觉得也挺神奇的。过去好象好多的积累仿佛就到了这个份上，而且包括我认识的很多人都在这个圈子里，回头一看就没有浪费的。过去你没有特别明确意识你能够做什么，你只是模模糊糊地朝隧道的那头——那光就在那边走，有一天当你走出隧道了，看到前面的风景说，‘对，这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你跟我说前面有多少困难吧，我都不怕，因为我的目标都找到了，我就不怕中间的，除非天灾人祸不可抗拒，否则为什么不好好做呢？应该能够做得好的。”

杨澜说自己是很经过困惑和摸索阶段的。

“当一个人对自己追求的目标不明确时候，就特别容易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特别明确时候，就会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刚刚出道的时候肯定很在乎了，因为如果别人不喜欢，你就不能主持了，那后来做节目也是有许许多多坎坷，也许你费了半天劲做的并不讨好，也许你糊里糊涂做的别人觉得特别好，这种种困惑都有，而且你的知名度给你带来的困惑也很多，社会对你提问的口气的要求，甚至对你微笑的露了几颗牙的要求都令你困惑，你是你希望他们喜欢你。因为当你目标不明确的时候，你要别人喜欢你，是很自然的心理条件的反射，因为你做电视如果别人不喜欢你，不看你，这又不是自己画幅画儿，写篇文章，如果没有大众喜欢你，别人不看你，那你怎么办。但当你目标越来越明确时候，就超脱些了。”

杨澜面对自己的新舞台回顾往昔，10年的主持人和电视制片人生涯给她带来了很多欢乐，也带给她不少苦恼。由于受到投资方意志及电视台方针等诸多局限，一些高品质的文化历史节目的制作受到制约。因此投身商界，更多的是为了实现她过去不能实现的文化理念。过去这种理念的体现，只能是零星的、断续的、小作坊式的，现在通过科技、商业、文化的有机结合，通过新兴媒体的商业运作，她能够使这种理念得到持续完整的发展。

心中的目标已经明确，杨澜表示，以后将在专题片和纪录片上多下工夫，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不会再注重出镜的部分，而要在电视制片人方面不断成熟和发展。因为凤凰卫视特殊环境，过去两年在制片人方面，杨澜得到很好的锻炼。接下来会强化这方面的角色，淡化主持人角色。

很多迷惑，不喜欢我剪短头发，等等。当我最开始去凤凰时候，就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就是觉得肯定不如当初在中央电视台做《正大综艺》时候那样好，那样有影响。后来也挺着急的，因为自己觉得自己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成功不可能是速成的，你必须要很多年才能让人看出端倪来，在这期间你不可能不工作，逢人就解释说，我不是这样的，你过几年再看吧，你没有这个时间去解释，所以有些看法还是让你很烦恼，就像你跟一个丑小鸭说，你真丑你真丑，即使这个丑小鸭知道，再过一年半，我就变成天鹅了，但是还是得忍着，这个丑的过程还存在着。如果你有一个自己的目标，你就会好过一些，否则你生活在别人的评判当中，还是太辛苦了吧。这个过程是很痛苦。从1996年——1999年始终在痛苦当中，你的目标不明确，环境的制约，对自己也不满意。做完一次采访回来不满意，每一次都有不满意，就象蛇蜕皮一样，让我现在的感觉就轻松，虽然我现在面临的难题比过去多很多，但我觉得还很轻松，因为我能看见一丝光明。我的眼前有有一片风景，但过去呢就知道，反正自己要往那边走，但是也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但是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让你觉得很困惑，很烦恼，对自己也不满意。这种蜕变的过程人们基本上都已经忽视了，但对自己来说是铭心刻骨的。不知道的人就说，你看这个人多顺呢。我这时候我并没有特别高兴，只是觉得挺自然的。

我觉得摸索的时间非常长，从1994年到了美国就开始摸索，到现在有6年的时间，今年已经是2000年了，我觉得这六年一点过得一点也不容易，所以有人说你很顺，我说顺吗？有没有不顺？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当时做了一些节目，就有人说，你现在做得一些节目已经不符合审查的口径了，不让播，当时也挺烦恼的。

社会上的影响，社会上也可以对你的婚姻生活去指责，其实管他们什么事儿呀。比如我和吴征刚结婚时候，有人说杨澜就是要嫁一个有钱的人呢，其实那时候吴征也没有什么钱，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困扰，过去的时候都是大家都说你好，当现在有人说你不好的时候，你就发现特别想与人辩解，因为你还是喜欢别人喜欢你的，当你发现这种辩解是无效的时候，反而你成为别人看热闹的事情时候，出于自己的尊严来讲，就觉得我就不理你，我就做我自己的。所以这六年我的心里的成长来讲，有很多的痛苦和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有一点我的确出自真心的喜欢这个职业，如果仅仅是为了谋生或者是要当名人的话，我觉得就太没有意思了。

杨澜说，她对历史题材很感兴趣，在美国生活其间，她对那里的互联网市场的调查中发现，看网络的主要是美国的少数民族，这其中又以华裔为主，这些人对本民族的历史人物非常感兴趣，可至今无人做这一领域的专项工作，自己在把握这方面的节目上具有优势。并声称，她的节目不是要给人们提供历史教科书，而是从人的感情和命运出发，把中国的优秀人物介绍给世界，并力求借此在加强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有所突破.

在凤凰台供职的两年多时间里，无论是台里的高层领导还是周围的同事都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帮助，并为我提供了一个向外展示自己的机会，包括现在有许多很可宝贵的制作节目和经营理念我也是受当初在凤凰台工作的影响才获得的。“所以主持节目是我的老本行，只要观众还能接受我我就不会放弃。”

从当初走到现在，杨澜不但在事业上有成，而且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那么经过了这些年的人生起落和种种经历之后，如今的她已经不会为一点什么挫折或媒体上说几句什么而感到非常伤心失望。

“我觉得自身的这种脆弱性是越来越少了，虽然多少还有。也不光是因为自尊心会受到损害，所以总希望能得到更多的鼓励而不是批评。所以我以前一直很在意别人会怎么看我和说我，有那么一个阶段我甚至被媒体传闻弄得心里非常痛苦。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居然发现，凡这种议论都是匆匆一说也就过去了，其实根本没有别人会在意和记住这些事，而自己却非常可笑地觉得很受不了。所以我现在越发觉得对各种议论和传闻根本就不值得非急扯白脸要和推去申辩，去解释，去表白。因为有时道理并不是越辩越清楚，而更可能是越辩越糊涂。我相信时间终将会证明一切，更重要的还是看自己怎样去做事情。”

“比如收购上市公司媒体可能就对炒作高数字股价更感兴趣。可对来我说那只是一个纸面上的市值也并没被我揣到自己的口袋里去。到现在为止我也没卖掉一份股。我只是觉得事业从此刚有了一个良好开端心里多了点经济基础的底气而已。而不用再像过去那样片子还没开始做就先得为投资而胆战心惊直到把手里的钱恨不能攢出水来、我觉得自己现在完全能非常理性地用手里的钱支配将要去做的事业。比如今后几年逐步扩大节目的制作一步步地提高节目质量不断加大对海外推广国产电视节目的力度等等。”

杨澜的个人生活完全没有因为现在有了一个上市公司就从此变得珠光宝气脑满肠肥了。她身边的环境——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因为没有太多的铺陈装饰，所以几乎简洁到了有点显得冷清的地步。四白落地的墙壁一张并不大的红木写字台，还有3张木边沙发加一个茶几。

“媒体运作本来就是一门深不可测的学问，尤其是再把它和网络电视结合在一起就更不容易了。只有在商业运作上首先成功才能保证‘文化’得以长久发展。光凭满腔热情做一两部片子尚可维持，但长此以往就肯定会捉襟见肘难以为继。所以我现在是怀着和创作同样的热情去了解和学习商业运作。以前单纯做电视主持人时在节自制作上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碍于诸多客观条件即使初衷创意很好都很难真正实现。比如我一直希望能制作一些具有较高素质的文化历史节目，但一般电视媒体考虑更多的还是收视率。现在就是想借商业运作把以往的愿望付诸实施。此外阳光公司还和当今美国最成功的历史人物节目供应商“A＆E集团”建立了独家合作关系并在讲求系统性完整性原则之下已经从“A＆E”有所选择地购进大批质量优秀的电视节目，然后经过“本土化”的精心加工与重新包装让它们更符合国内观众的欣赏口味。”

“阳光文化”就是专门制作一些内容严肃的节目，一点也不会沾新闻和娱乐节目。

“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独特的发展方略，现在的电视观众群体已经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分化的趋势我们公司今后的业务取向将是以自行制作、购入及结盟等多种模式建立起一个非新闻非娱乐而以中外历史题材人物传记为主题的节目资源库。其实内客接近的类似的专题片过去在电视上也不是没有，本来电视台来问想要求什么时段？我们说就要晚上10点以后的时间。当时人家还特纳闷说，你们总应该努力争取一下晚上八九点的黄金时段吧。其实我们恰恰就是想专门满足来看这种节目的知识阶层观众群的欣赏习惯。还有我们在选择节目主持人上，一开始也挺费琢磨的。因为现在一推荐主持人，观众马上就会想到年轻的靓女俊男，但我觉得像“阳光文化”将要推出的历史与文化系列节目，为了具有说服力，我们这次选择主持人，就专门以沉稳中年男性为主。

电视媒体发展到现在也有一个新的趋向就是它给主题性节目片库望下了一个足够生存的巨大空间。过去的电视台就是什么节目都做，新闻娱乐专题节目一起上。然而随着频道的不断增多和压缩技术包括网络竞争等等，再要做综合频道恐怕就相当难了。

而且现在又正是电视群体越来越分化的时代不像过去只有那么一两个电视频道你播什么，我就得看什么。“我想将来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忙碌，人们同时也会对自己的生活要求更高的自主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主题频道的出现肯定将成为一种必然——也就是人们想看什么节目就会直奔主题选择频道。另外还有一个现象也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过去的广告客户只有去买黄金档的时段才能保证他们的广告被最多的观众看到，那时客户都使劲追求绝对收视率。可如今频道一多他们就发现这种“绝对收视率”其实很靠不住。比如我在香港做《杨澜工作室》时它的绝对收视率就没有《非常男女》高，但它的广告收入却比《非》高得多。比如说一些生产汽车和办公用品的广告客户就认为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去购买他们产品的可能性相时更大一点。所以“绝对收视率”现在已经不是惟一的商业标准了，很多广告客户越来越重视通过相应的节日逐步培养起相对稳定的收视群体。我既然要进行穹业电视运作当然就更得学会从广告客户的角度去参照节目定位了。

️胸怀世界地图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阳光灿烂的天气。后来又发现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区不间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们都是沐浴在同一片阳光之下，这似乎也象征着闪耀人性光芒的文化理念可以给普天下所有的人带来温暖和光明。但愿“阳光”这个名字能给自己的未来也为中华文化带来好运气。

杨澜的脑子里有一张世界地图，正是这张世界地图改变了她的命运。

10年前她之所以被正大集团和中央电视台的导演们选中主持《正大综艺》头脑里的这张世界地图帮了她不小的忙。在考试难解难分的阶段主考官向几位候选人提问“从伦敦到上海有几条线路走哪条路最近，”杨澜轻松过关。后来杨澜坦言，自小喜爱地理历史高考时这两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

主持《正大综艺》她等干又上了一次大学。那时为了把节目做好她每个星期天都扎进北京图书馆利用精通英语的优势翻阅了大量的英文资料对节目所涉及国家的风土人情、历史地理进行了大量知识的储备。4年间这张世界地图的内容在她的脑子里越来越丰富。

当年父母为她的名字起个”澜”字是希望这个独生女能有海一样宽阔的胸襟自强自立。这也就注定了海与杨澜的生命之间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关系。就在别人都认为她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时她却突然“激流勇退”偏要漂洋过滚看看书本之外的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读了不到万卷韦她却先行了万里路。足迹在这张世界地图上划出几条印痕。

本打算一个人去一个人口谁想在这次旅途之中她结识了一位很好的朋友他叫吴征。接着她嫁给了他。随后丈夫卖掉了在美国的家当与她结伴回国。她把这些经历写成一本书这就是《凭海临风》。

许多人都认为杨澜大学刚毕业就进了中央电视台在事业上可谓一帆风顺。其实人生的这一课她是在美国补上的笑称自己是“恶补了3年”。

在中央电视台做主持人时她心查总有种莫名的恐慌感。别人以为做主持人除了出名还可以赚点外快她却觉得不能光顾眼前赚钱把事业局限在很狭小的范围内。”她当时正春风得意也觉出主持人这个行当所具有的青春饭的危险性。后来她做制片人、做编导其实都是故意去找苦受她希望能走出另外一条路。

做了一段时间编导，各种各样的应酬和晚会没完没了，又使她觉得与其这样重复下去学不到任何新东西，还不如停下来花几年时间完整地充实一下自己。“当时离开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有许多人都以为我是觉得美国生活好才去的。我对于海外的物质生话没有那种不可遏制的想法，在国内生活的也很不错。”

凤凰卫视给人的感觉似乎比较轻松一些，阳光频道与凤凰相比似乎视点不一样。凤凰是一个综合频道，有通俗性，因为针对的观众群不一样，其实我们这种频道叫主题频道，因为现在电视的资源越来越多越丰富，这种综合频道的竞争就越来越激烈，很难有特色。因为中央电视台有很大的国力、财力，政府支持作为后盾，就可以做到一个很大的台。而凤凰呢，利用地区差的优势，可以做得比较生动活泼，海外讯息比较多的节目，节奏比较快，而且比较通俗性的，于是就有它的市场份额。我认为但不需要每一个电视台都厚重，每一个电视台都有自己的固定的观众群，抓住了，它就成功了。面对现在这样一个频道资源非常丰富的市场，没有特色就没法生存，象我们再去做一个新闻频道，或者综合频道，又有综艺，也有电视剧，也有体育节目，那末精力太分散，然后怎么做都很难有特色，当然也不是捷径了，有特色就好，在市场上抓住观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比如电影频道。

阳光卫视的视点与其他台不一样，似乎很有国际视点，那又怎样掌握定位的呢？

“我想要有一个视点问题，视点的感觉不一样。这与我去美国关系挺大的。中央电视台目前还不是一个国际化的频道，凤凰是针对亚太地区的。你比如我刚开始做这个台时，很多中央电视台的导演都给我写信，大家分享一种理念，理念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与美国的历史文化频道做得有所很大不同，有很多穿插的小节目，但美国的相对比较完成，都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节目按部就班的，但我们考虑到那样的节奏与亚洲观众的收视趣味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是加快了节奏，包装的样式不一样。落地事情，广电总局批了以后可以落地，我们具体就可以做技术的跟进，凤凰是做了四、五年之后才积累到现在这个程度，中央电视台九套也已经开播，国际的落地就太难了，因为空中的信号太多了。

作为主题频道，如果国际性的节目占到50%——60%，我认为是一个合理的比例，本地的节目并不一定要特别多，自制的节目占保持在40%左右就够了，并不一定需要太多的自制节目，我希望它有一个世界化的感觉，这世界化并不一定是指都是美国的，还可以是欧洲的、亚洲的。基本上我们没有做为一个评判者的身份出现，只是一个叙事者的身份，所以把握起来不算太难。

️打破思维定势

️我慢慢地意识到，其实有些事情可以不是这样或者本身就不是这样，只是太多的人太多的时候按照太相同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一个约定俗称的习惯生活，你比如说做电视，过去说你一定要决定收视率，现在是讲收视群了，你只要抓住一批从收入和社会影响力大的观众群，即使它的人数不是很多，他的社会影响力和消费力是很大的，它就有市场，所以很多习惯都是可以打破的，因为很多的事情都是人为设置的。

往往做为成功者，心态上的问题很重要，杨澜的成功似乎不存在心态上的问题。

“突然间有这样一个机会，为什么不做呢？现在势头还不错。我想能有两三年就会把这个台办得很好了，两三年的时间不算长。就是一旦有了这个方向，那么所有的努力都是很有目标性的。但是在国内就不大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也只有在香港有机会。很多的事情不能反着想，反着想你就会得出别的结论，WTO，从工作的积极性上都没有做好准备。大陆的文化人瞧不起香港，你总说自己有文化有什么用，你的职业态度没有。中国的传媒人的优越感已经太长了。”

“你不如生孩子，美国的妇女从来不做月子，也没有听说谁落下病，所以很多思维定势是很可笑的，有很多人讲生孩子特别耽误事业，其实一想没有那么严重，其实就是最后这几个月，三个月不能老动弹，喂孩子医生建议只要喂半年就完了，完了还是一个人到处跑，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可以请得起保姆，最后这个思维定势要改变。”

“你想世界上的女人都在生孩子，没有那么娇贵，美国女性不做月子，生完孩子就洗澡，也没说落下病，可能是我们过去传统上是营养不好，所以要通过做月子胡吃海喝的，大补特补，给补归来，在美国生孩子提前两三个星期不上班了，前面都可以工作，生完孩子两个星期就上班了，当然她可以将孩子带到公司去喂奶，就是没什么，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就是一种社会习惯，就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势，就阻碍了很多人的创造和发。”

“我慢慢地意识到，其实有些事情可以不是这样或者本身就不是这样，只是太多的人太多的时候按照太相同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一个约定俗称的习惯生活，现在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了，个性真得可以得到比较充分全面的发挥，你比如说做电视，过去说你一定要决定收视率，一定所有人爱看就好，有好的收视率才是好节目，现在是讲收视群了，你只要抓住一批从收入和社会影响力大的观众群，即使它的人数不是很多，他的社会影响力和消费力是很大的，它就有市场，所以很多习惯都是可以打破的。很多的事情都是人为的。很多的事情都是人为的。”

回首历史的时候我们要问为什么，在看待我们的未来的时候问：“为什么不？”其实我所遵循的规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规则。我认为我们应该扎扎实实地学一点东西，肚子里真的有一些东西，而不是为表面的虚荣所迷惑。问题是你真正受到虚荣的诱惑时候，谁不希望自己在台前非常漂亮地站着，而不是在幕后扛着机器呼哧带喘的，肯定这方面的形象就不一样。

“原来我觉得我挺能吃苦的，后来这方面我受我一个英国女同学的影响大，我在美国做学生班上有一个纪录片的课，拍一个选题，我和一个女同学是一个组的，当时用一个老四三的机器，学校没有好机器，还有一个笨重的调音箱，她抗着机器，我拿着三角架、电池和调音箱，特别沉，我们起码要走十五条街挺远的路，制作一个美国的有关州长选举的片子采访黑人社区的影响，当时我们要走十条街去采访一个黑人主教区牧师的布道，一个讲演，去采访我刚走了四条街，就走不动了，我说我们打个出租车，可能只花两美元就够了，她问我，我们还有时间吗？个比我矮，我说还有半个小时呢，她说我们有时间干嘛不走呢花这钱呢？后来我了解到这个英国女孩家挺有钱的，所以人们常觉得有钱的人一定是好逸恶劳的，这也是一个思维定势，非常错误。

从我这个英国同学身上我觉得她家教特好，她反而让我非常汗颜，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去那里采访有车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就是叫个出租车也不过分，但她让我明白你做学生时候就不应该打车，并不是我们花不起这两美元，而是说你不该花这两美元。我觉得自己特别没出息，我们就抗着这点东西一直走了。我们走了十五分钟就到了，然后也没有影响很多拍摄，然后我发现人有很多自己的潜力。

杨澜指着正在播出的《阳光处处》，一个几分钟的小节目，讲一个即将正在消失的职业，“这也是一个思维定势的问题。做笼提的、掏耳朵的，拉脸的，已经消逝去的职业，现在已经被新的方式代替了。人们忘记了的事情曾经那么合理地存在着。”

摘自《笑容：与媒体英雄面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