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熊语真谈《借命而生》：悬疑叙事下，小人物在时代的命运沉浮

《借命而生》自开播以来，凭借其独具特色的故事结构、深刻的时代寓意和复杂的角色关系，迅速在悬疑剧领域脱颖而出。改编自石一枫的同名小说，剧情将观众带回20世纪90年代，连接了国企改制、下岗潮等社会变革的重大节点，描绘了小人物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坚持。剧本编剧熊语真也曾参与了高评分刑侦剧《三叉戟2》的编剧工作。近日，我们有幸专访熊语真，深入探讨她如何用20年的时间线讲述这场追凶之旅。

**揭示人物执念：从文学到戏剧的转换**

原著中的“借命”象征了个体在时代中的苦苦挣扎，而这一隐喻如何转化为紧张的戏剧冲突，是创作初期的最大挑战。熊语真分享道：“杜湘东在经历徐文国和姚斌彬越狱事件后，人生发生了巨大转变。从一个怀有刑警梦想却被分配到看守所的失意青年，逐渐陷入对追捕逃犯的执念中。这种执念不只是职业责任的驱动，更是他寻找自我价值的方式。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杜湘东在体制中的发展受限，追捕逃犯成为他证明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

在剧集改编中，为了生动呈现杜湘东二十年追凶的执念，熊语真在剧本中加入了杜湘东与徐文国、姚彬斌之间的特殊关系。她提到：“虽然三人身份悬殊，但他们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都是理想主义者。杜湘东因体制约束未能实现自己的刑警梦想，徐文国和姚彬斌则因被陷害入狱。三人因此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和惺惺相惜。”尤其在看到两人在机械上的才能后，杜湘东更是产生了怜悯之情，期待他们改造成功，早日出狱。熊语真解释道，这一情感的外化实际上也反映了杜湘东自身的郁郁不得志。他的怜悯并非仅对两人，而是对自己的不甘。

**跨越时间的叙事：双线交织呈现真相**

《借命而生》采用了双时间线叙事手法，分别是2012年左右警察追凶的现实与1992年案发时的回忆，两个时间线交错进行。在剧情推进过程中，细节和线索不断强化时间线的连贯性，比如杜湘东对过去案件细节的反复回忆，以及徐文国逃亡过程中的蛛丝马迹被慢慢揭开。熊语真透露，剧本中原本安排了三段追捕戏，分别发生在巴南市、煤矿重镇和广东，这些桥段原本为徐文国后来的发家铺设了背景，然而遗憾的是，这些部分并未最终呈现。

**女性角色：时代压迫下的无奈与坚韧**

孙永红是剧中的重要女性角色，她的故事展现了下岗潮中女性面临的生存困境。熊语真强调，剧中通过孙永红的经历揭示了女性在时代压迫下的无奈与坚韧。孙永红的家庭负担沉重，父母重病，弟妹上学，所有责任几乎都落在她身上。虽然唐尧鑫品行不端，但他能为她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这使得孙永红最终牺牲了自己的婚姻与梦想。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孙永红不仅要扛起家庭重担，还要在婚姻中寻求自我价值，却最终被时代的浪潮所淹没。

**场景的还原：增强现实感的细节**

剧中的90年代看守所场景，选址在四川乐山的废弃监狱进行改造，熊语真指出，高度还原时代场景不仅增强了故事的可信度，也让演员能够更加融入角色。剧组细致还原了昏暗走廊、锈迹斑斑的铁窗和门等每一个细节，这些都为剧情的推进增添了丰富的时代感。看守所环境的压抑感也推动了杜湘东与徐文国、姚彬斌三人关系的复杂变化。

**突破悬疑套路：人性的深度挖掘**

熊语真认为，悬疑剧要脱离套路，核心在于聚焦人性。《借命而生》突破了传统的“非黑即白”的设定，塑造了更加复杂的角色与情感冲突。杜湘东的执念背后，是个人命运的局限与对自我价值的追寻；徐文国的逃亡则交织着技术理想与时代变迁中的生存困境。这种“善恶模糊”的设定让警与匪的博弈变得不再是简单的正邪对抗，而是两个被时代裹挟的个体，在道德、法律、良知与生存之间的挣扎与选择。这种设置使得案件的推进不再是单纯的推理游戏，而成为揭示时代病灶与人性深处的镜子。